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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标语、歌功颂德:一种浮夸的大学校园空间符号生产
  

虚构自己的生活样态,人也虚幻的创造自己有关周遭的事物,就是不从实际的人的本来的样子去看待人的意思。那么如此一来,人就活在人自以为是的假像里,而不能真正的认识他自己的现实事物与世界,从而不知自身何处,那么不知自身何处,只以为自己是在何处,那么这个幻想就控制了你自己,从而不能也不可能使人自己再去讨论人的问题(真正人的问题)。──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本文延伸马克思的文意,试图指出,台湾高等教育近20多年来的发展,形塑出一种结构性的机制,它拣选了一群活在自以为是假像里的人成为决策者,他们横跨官学两界,不但共谋出自身虚构的生活样态,更虚幻地创造自己有关周遭的事物,从而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的现实事物与世界,当然也就远离了去讨论真正人的问题的契机。

基于上一段的主张,本文特别聚焦在,在现有的高教竞争环境中,一群不知道自己本来面目却自以为是大学的决策者们,如何在误认(mis-recognize)自己具备呼风唤雨、旋干转坤大能的情况下,以一种极度浮夸的校园空间展示,来彰显他们在主理校政的功业彪炳和绩效卓著。其彰显的方式就是:在校内建筑墙面、路口或空旷处,以口号、标语或图像的方式,大肆张贴所有可能的优良事迹,制造视觉上无法回避、非看不可的高能见度。一方面让自己随时随处见到,以增长自身无尽的虚荣;一方面则让校内外的师生或外宾注目,让展示产生外溢的功能,如提高在校师生的自我认同、诱发高中生的孺慕之情和获得来校访视评鉴的长官肯定等。

但这样张扬夸功的空间展示,真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吗?笔者没有确定的答案。但笔者更关心的是,这种穿金戴银、浓妆艳抹、生怕别人看不到自己优点的品味,会不会太低了一点?而大学教育除了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外,更重要的不就是要培养我们的美感经验、艺术鉴赏力吗?讽刺的是,主管大学校务的决策者,却露骨地自我揭露了自身缺乏品味、美感和鉴赏力。更离谱的是,在自曝其短的同时,当事人竟还沾沾自喜,并陶醉在众人阿谀谄媚的马屁声中。

空间生产的心理基础

本文主张,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是人类心灵的投射(projection of mind)。而特定历史时空脉络中的特定人群,在某种社会结构的板块挤压下,出现某种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极度扭曲的心灵结构。这样的心灵结构会透过空间的布署,来进行扭曲的再现(distorted representation)。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空间和空间中的象征符号视为一种文本,并且解读字面意义之外的言外之意,从而揭露出那扭曲的心灵结构。

台湾过去20多年来,由于高教扩张,导致大学在资源和招生上的恶性竞争;加上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全面奉行新管理主义,以竞争型奖补助和短期速成的绩效评鉴,来对大学进行远端遥控。笔者在〈大学中的观看暴力:「眼见为凭」的绩效体制,扼杀了什么?〉一文中指出,大学在资源和招生上的恶性竞争,激化出一种极为扭曲的结构性条件,不断施展一种从上到下、全景敞视的「观看暴力」。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大势所趋,大学端的决策者孕育出一种「被观看的奴性」。换言之,为了自我确认、获得资源和生源,大学决策者试图将大学中的一切转译成可以看见的数据、图表或修辞。至于那不能被转译的理念、价值、意义、信任或真理,则被大学视为低效能的累赘而弃如敝屣了。

在上述结构性条件下,大学除了将教师的研究、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转化为达成行政绩效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从而让绩效被上级单位看见外,当然也绝不会放过将绩效暴露在大学校园三维空间中的机会。自此,各大学校园空间充斥着虚矫浮夸的口号、标语和图像。这些泛滥的象征符号,无论多么光鲜亮丽,都藏不住大学行政主管们集体潜意识中的强迫性焦虑和自卑(自大)情结。无处不在、外在化和客体化的口号、标语和图像,正是台湾高等教育扭曲的竞争环境所挤压出来的扭曲心态结构的投射。在高度竞争的张力下,如何在校园主要建筑物墙面、路树或灯柱上,张贴治校业绩的帆布或锦旗,成了大学主管降低焦虑的疗愈手段。

笔者怀疑,这难道是世界各国大学校园空间的共相吗?毕竟竞争激烈是全球性高等教育的共同处境。然而事实不然,除了台湾,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大学,会用这种声势浩大的符号化手段来妆点校园。

笔者因留学、研讨会和担任大学国际长等机会,曾亲自走访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大学校园。透过比较,可以确定,校园中宣扬业绩的口号、标语、图像的空间占比,台湾绝对是鹤立鸡群、独占鳌头的。但这样的台湾奇迹,是我们要的吗?

或许对台湾的大学师生而言,这种现象已是长期耳濡目染、习焉不察的自然景观,实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但笔者不以为然。带着「症状阅读」的问题视野,笔者宁愿批判性的指出,台湾的大学景观中,近乎泛滥的教条式符码,是台湾特有的一种病态文化的表征,而且还病得不轻。当然,因为资源多寡、招生顺利与否,而在病征上有轻重之分,通常后段私立大学主管的扭曲心态所投射出的浮夸的空间展示更甚于公立大学,并且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病态中,身为大学知识份子的同仁们,是否还要继续陪着大学主管一起沉醉在口号、标语和图像的自我催眠中呢?若无法接受这种秀下限的低俗品味,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大声拒斥这种浮夸、矫情的伪善现象,解构校园中的图腾与禁忌,让大学回归典雅朴实的本来面目呢?

解严后的校园符号大爆发

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威权体制从不松绑对大学学术自由和校园的钳制。其中一个表征就是,意识形态系统在校园空间中透过权威性符号的部署,进行无微不至的微观控制工程。例如领袖的铜像、高度政治化的口号和与保守的泛道德化格言等。这样校园空间是赤裸裸的象征暴力,束缚着大学校园中知识分子的所言、所行、所思和所感。过去意识形态的符号化,曾经架空了台湾各大学的学术自由和校园民主。

这个象征暴力无处不在的时代随着解严而逐渐退散,但民主化后的台湾大学校园空间并没有因此变得清净无染。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席卷,台湾高教越益商品化和绩效主义化。被解构的威权符号系统迅速被流俗的广告化符号系统所取代。换言之,如今大学校园符号系统,不但没有随着解严而全面去符码,反而让新的符号系统以过度符码化(over-coding )的姿态,毫不矜持且不知节制地在校园各个角落进行大量繁衍和复制。当「蒋公铜像」这个图腾成为校园中的全民公敌而人人欲除之而后快时,我们却看到更多的符号以提高能见度的广告心态,气定神闲地、看似无害地在各大学主要建筑物上蔓延。一种新的象征权力部署利用解构威权图腾所腾出来的空间,进行一场无声无息的鹊巢鸠占。

解严后的台湾教育自由化论述,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消失,而是替换。新自由主义做为新的意识形态,鼓励各大学之间,进行一场「公平的」功绩主义竞争。胜出者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声誉,反之,失败者不但资源匮乏,更必须承受污名的诋毁。

但这套竞争的游戏规则从来就不是客观中性的,它是一种障眼法,把结构化了的不平等给掩饰起来,让大学都以个别化归因来解释自身在恶性竞争中成败的责任。一种校校都有机会成功、端看自身是否有努力的意识形态,让各大学卯足全力,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取资源和声誉。

为了抢夺庞大的竞争型奖补助、为了应付来自上级单位的外部评鉴和访视、为了争取作为消费者的高中生选读该校……各大学无不施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印象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而最有效的印象整饰策略就是,透过各种虚拟或实体空间,散播对本校最有利的讯息。一方面在校外争取曝光机会,无论是电子或平面媒体,甚至耗费巨资收买业配新闻或假造落点排名;另一方面,则在校内进行可展示空间的符号化生产,除了让大学主管聊以自慰之外,也让所有能讨好评鉴访视委员、在校师生和考生的讯息,都能轻易地被看到。

更甚者,为了让可能被抽点到访谈的在校师生能对学校特色耳熟能详、应答如流,学校还会精心设计口诀或图表,铺天盖地、滴水不露地张贴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本文主要聚焦于校内空间的符号生产,校外宣传部分暂且就存而不论了。

符号大爆发的具体事例

笔者曾以〈教学卓越计画,让大学教学拙劣化?〉一文痛斥此类竞争型奖补助,除了造成大学严重的过动现象、压缩师生正常教学空间而影响学习外,所有执行项目都有可能产生虚伪造假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成果。不但如此,任何计画活动的执行,都必须面对僵化和繁冗的经费核销问题。除了徒然增加教职员工不必要的行政虚耗外,还诱发了无数弊端丛生的假单据和假佐证资料。而核销时对实体佐证资料和影像证据的要求,则开发了制造宣传海报和布条的商机,同时也成为老师和助理们额外的工作负担。

以笔者所熟悉的一所私立大学为例。即便是单一课程的计画执行,也必须制作对外宣传的活动海报,张贴在校园醒目的地方,尽管不太可能有非选课同学来参与。这种不切实际、没有宣传效果的宣传海报要求,不但造成计画执行者和助理的困扰,更制造了大量一次性的海报和布条垃圾。上述的活动海报,还只是校园空间中小小的繁花点缀。真正具有强力眼球吸引力的,则是高达2、3公尺的巨幅广告帆布宣传。

以某校执行「向大师学习」计画为例。姑且不论校方邀请所谓「典范大师」的判准是否偏狭、主观是否与学生的期待产生巨大落差,为每一位典范大师制作一幅将近两层楼高的人像帆布,就显得非常矫情和浪费。特别是,当昙花一现的活动结束后,这种超大型的垃圾处置问题,就成了主办单位的梦魇了。当然,如果能够利用计画经费顺势将主管塑造成典范大师,拍拍主管马屁,或许这些超大帆布就可以长期悬挂,而不会成为一次性的垃圾了。

一位眼尖的建筑学者就曾指出,该校执行「向大师学习」计画时,除了露骨的谄媚主管之外,还别具巧思的对主管的地位进行细微的拉抬。其作法是,除了一个墙面张贴近期来访的典范大师人像之外,对面的墙面则固定张贴两面典范大师的刍像。一位是提出相对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另一位则是该校校长。爱因斯坦成为典范大师无庸置疑,但该校校长在哪一方面可与爱因斯坦齐名?这个问题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更甚者,这两位典范大师的人像和名字位置还有高下之分。很显然地,爱因斯坦随伺在侧,是屈居校长下风的。不仅在空间上用心,主办单位更在时间上让这两位典范大师刍像历久不衰,日日、月月、年年吸引在校师生和外宾的眼球注目。

为了让各类评鉴访试委员可能但不一定会发生的短暂驻足观看、本校师生习以为常和高中生惊鸿一瞥,大学主管也绝不放过校园中如图书馆、教学大楼或宿舍建筑的巨大空白墙面。遍布整个墙面、五彩缤纷的大学业绩宣传真是无奇不有。让我们看一些例句:「本校获教育部认可成为教学卓越大学」、「本校获教育部一亿元补助」、「本校全数通过高教评鉴中心各项评鉴」、「本校荣获世界绿色大学废弃物处理并列全球第一」、「本校蝉联学术影响力全国私校第一」等,不一而足。

 

姑且不论上述宣传内容是否属实,但这种刻意妆点门面的急切之心,似乎透露了大学主管内在的自卑情结和好大喜功的自大表现。但,除了满足自慰的效果外,其外溢效果真是如所预期的吗?也就是说,访试委员、在校师生和高中生真的会看吗?看了之后,真的会产生内心的悸动吗?有没有可能因为这种强迫性的观看,反而令人生厌,而产生貌合神离的虚应故事或视而不见呢?这有待进一步的检证。

另外,为了让该校同学熟记学校的教学特色或核心特色,大学主管也挖空心思在大小建筑物的墙面或公布栏张贴口诀,期待同学都能朗朗上口。最令人不可思义的是,连厕所马桶旁的墙面上也不能幸免。当如厕的同学们将注意力聚焦于肛门括约肌时,学校仍期待他们将该校的教学特色(如六合一学习守护机制、五师守护机制、四年一贯职涯辅导机制、三级补救教学体系)和核心能力(如专业力-专业知能、生命力-自觉学习、实务力-实务应用、沟通力-沟通合作、关怀力-社会关怀、身心力-身心康宁)等牢记在心。对于学校的用心良苦,笔者不禁怀疑,有没有同学会因为努力背诵这些口诀而产生便秘的困扰呢?但,即便熟记这些口诀,对同学的教育能够产生什么启发性呢?

除了夸示业绩外,许多大学也喜欢张贴定言式(而不具启发性)的道德训示,如某校校园中大部分路灯的灯柱上,就挂满了「修身口意三好运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或「人生可以是灿烂」的布条。这种缺乏道德两难论辩的定言式教条,似乎与大学教育鼓励学生在批判辩证思维中培养伦理素养的预设背道而驰。

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大学校园吧

高等教育竞争的白热化举世皆然,但在校园空间中充斥浮滥的口号标语,肯定是特有的台湾奇迹。这值得夸耀吗?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压力或文化特质,使得台湾各大学主管的心理构造变得如此扭曲,而必须像土豪劣绅一般,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空间展式来进行夸富行为呢?而这种校园炫耀性的争奇斗艳,又代表了什么样的美学品味和鉴赏力呢?

笔者相信,除了大学主管因为严重的自卑/自大情结,而自我感觉良好外,大部分有识之士一定会同意,眼前这些浮夸的口号、标语和图像,是集丑陋、庸俗、肤浅于一身的向下沉沦表征吧!

但,若真是如此,大家何以依旧敢怒不敢言,甚至噤若寒蝉呢?我们何不学习康德所主张的启蒙精神,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提高分贝,向荒谬的权威说「不」。拒绝因权威所造成的空间走样,寻回典雅、纯净的大学校园。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回到马克思所谓「真正人的问题」,来思考大学应有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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